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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对五大教条的批判看西方经济学的伪科学性

何干强 · 2022-03-17 · 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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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教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影响十分深广,成为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断照搬的“原则”。这些教条一直沿袭到了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并被某些中国学者错误地搬用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思想指导。因此,《资本论》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五大教条的批判,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四)深刻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非科学性

  1.庸俗经济学在理论上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倒退。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到李嘉图,已经“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在李嘉图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认识,再也没有达到像他所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那样有科学创见的高度,而发展成为研究经济表面现象和假象的庸俗经济学(德语Die Vulgärökonomie,可以直译为“不涉及本质的、肤浅的经济学”[2])。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3]这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到庸俗经济学阶段,在科学上已经毫无建树。庸俗经济学即使出于上述引言中的两个“为了”,也只是反复唠叨古典经济学(即引文中的“科学的经济学”)早就论述过的错误的、存在弊病的观点。例如,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关于商品价值的认识是二元的、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在研究社会再生产时,能够迂回地认识到商品的价值中还包含“资本的要素”(即不变资本c);另一方面,又颠倒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者之和即可变资本价值加剩余价值,即v+m)是形成商品价值的三个原始的源泉,丢掉了商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c)。斯密之后的庸俗经济学家,不讲斯密的前一方面观点,却不断鼓吹斯密的后一方面的观点,以致促成了以斯密名字命名的、根本错误的“斯密教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萨伊为代表的所谓“要素价值论”和“资本产生利润(利息)、土地产生地租、劳动产生工资”的“萨伊的‘三位一体’教条”。显然,庸俗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倒退,并且是对古典经济学存在的弊病和错误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大。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在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已经形成、资产阶级已经从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夺取了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日益鲜明、工人阶级的斗争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带有威胁性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些历史条件决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不进入研究方法表面化或庸俗化的阶段,因为到此时,弄清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联系对资产阶级已经失去意义,对资产阶级有意义的,已是如何巩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掩盖资本剥削关系,因此,把有利于掩盖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表面现象和假象形态理论化,就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任务。

  2.庸俗经济学是资产阶级迷惑于经济表面假象形态的理论表现。事实上,庸俗经济学不过是把迷惑于经济假象的资产阶级的观念理论化。《资本论》指出,“庸俗经济学所做的实际上只是把那些受竞争束缚的资本家的奇特观念,翻译成表面上更理论化、更一般化的语言,并且煞费苦心地论证这些观念是正确的。”[4]所谓受市场竞争束缚的资本家形成的“奇特观念”,也就是与经济关系的本质相颠倒的观念,市场竞争的表面现象通常把原因表现为结果,把结果表现为原因。本来,客观规律是生产决定流通,商品价值是在生产中的劳动形成的,是社会劳动量决定市场价值量,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劳动量超过劳动力的价值量形成的,资本家销售商品,不过是在流通中实现已经形成的商品价值,同时也就实现已经形成剩余价值。但是,市场竞争的表面现象却是,资本家可以通过贱买贵卖赚取利润,造成利润来自流通领域的假象;本来,是已经生产出的商品价值,扣除不变资本价值形成的新价值,才能被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进行分配,但是在市场竞争的表面现象却是,工人的工资是事先规定而预付的、根据预期利润收入和要交付的地租来确定销售价格,这样,工资、利润和地租就成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而它们又是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独立的生产要素联系着的,这就造成了商品价值是这三种要素构成的假象。这些在市场竞争中与真实的本质联系根本颠倒的假象,理所当然地会在竞争的当事人资本家头脑中得到直观的反映。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5]

  庸俗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把“迷惑于经济假象的资产阶级的观念理论化”,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这种抽象财富的无限增长,在生产中一定要用延长工作日或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手段,不断提高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率或剩余价值率,而为了防止工人阶级的反抗,就要麻痹工人阶级斗志,就要用“劳动与工资交换”这种公平的假象为掩护,制造资本家养活工人等颠倒黑白的谎言。庸俗经济学则充当了把剥削阶级在日常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这些观念表现为理论的任务。因此,“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6]

  3.庸俗经济学是描绘资本主义经济拜物教形态的理论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掩盖经济本质的经济假象,是以拜物教形态这种具有商品生产历史特征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商品关系、货币关系、资本关系和土地关系的拜物教形态,都已经发展起来,它们形成了覆盖“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外观。资本主义经济的拜物教形态,以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直观的经济外部联系,掩盖了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内部联系。马克思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拜物教形态:“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7]可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是迷惑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拜物教形态的,而庸俗经济学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代表人物、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更是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三位一体公式,直观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外部联系”,割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完全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8]他把资本主义经济的拜物教形态变成了理论化的拜物教观念。应当说,凡是把萨伊的“三位一体”这种直观地反映经济假象的教条,当作自己“出发点”[9]的经济学,都属于被拜物教观念俘虏的庸俗经济学。那些鼓吹“要素价值论”的所谓“现代经济学”,尽管打着“现代”的幌子,却无法掩盖其属于迷惑于拜物教形态的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真面目。

  (五)重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五大教条的弊病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是有重点的。他尤其重视批判流行甚广、被奉为“科学真理”、却包含严重弊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并称它们为“教条”。归纳起来,《资本论》批判了五大教条,即萨伊的两大教条、李嘉图教条、边沁(1748—1832,英国人)教条和斯密教条。

  1.批判“商品流通必然创造买和卖的平衡”的萨伊教条。这是萨伊的第一个教条。萨伊认为,每一次的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卖着会把买者带到市场上来。按照这种说法,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商品流通或市场本身就没有矛盾、充满和谐。马克思成把这称之为“最愚蠢不过的教条” [10]。《资本论》则科学地揭示出,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买和卖这两个行为并不同时发生,是会分离的,这与产品的直接交换有本质区别。萨伊不明白这个道理。实际上,即使是与小生产相联系的简单的商品流通,由于商品流通包含的多种内在矛盾,也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11]马克思详细论证了,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流通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必然成为现实性,形成周期性危机。

  2.批判“商品价格按货币增减的比例而涨跌”的“李嘉图教条”[12]。本来,如果金属货币的价值已定,那么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定时期的商品的总价格就决定按照一定流通速度流通的金属货币量;超过商品流通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就会退出流通,成为储藏货币;反过来,如果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不足,储藏货币就会转为流通手段进入商品流通,或者用生产的金来补充流通需要增加的货币量。可是,李嘉图却倒因为果,认为,如果流通中金属货币量增加,一定量商品的总价格就相应地上涨;反过来,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减少,商品的总价格就相应地下降。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李嘉图抹煞了“货币除了流通手段的职能以外的一切其他职能”[13]。李嘉图不懂货币还有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并混淆了金属货币流通和纸币流通,混淆了金属货币流通和信用货币(银行券)的流通。当时英国的中央银行用李嘉图教条制定货币发行政策,用金属货币规律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以为这样做可以消除商业危机,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14]应当说,李嘉图乃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的鼻祖。

  3.批判把所谓劳动基金看作固定不变量的“边沁教条”[15]。边沁把社会总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所有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总量,称之为劳动基金,把它虚构为社会财富中的一个由自然界限决定的固定量,因而认为全社会被雇佣的工人多了,工人的工资就必然会下降,反之则上升。按此教条,工人的贫困是由工人的绝对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增加工资,恢复平衡。这就完全抹杀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是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根源,而把它归结为人口的变动。对此,《资本论》进行了深刻批判,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全社会的可变资本量是变化的,绝不是固定的,它而是由资本主义再生产及其生产关系的变动决定的。首先,全社会的可变资本量(∑v)的大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必要劳动生产的,即使是简单社会再生产,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也可以相对降低,而使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总量(∑m)增加。其次,由资本自行增值的本性决定,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是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实现之后,扣除满足自己需要的个人消费部分(m/x),剩余的剩余价值(m-m/x)必然要资本化,即转化为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m-m/x=m/y+m/z)。因此,从社会扩大再生产来看,全社会的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总量,是∑(v+m/z),这显然是是变动的量,它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绝不是固定的量。而边沁教条完全离开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联系,只从主观臆造的工资基金总量和人口变动来看工人收入的变动,这就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关系是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的原因。

  4.批判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斯密教条”[16]。所谓斯密教条,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商品(从而年商品产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加地租这个教条”[17];斯密“把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价值中驱逐出去”[18](简称“丢掉了不变资本c”)。斯密认为,在全社会的再生产中,每种商品的价值即产品价值c+v+m通过交换最终会分解为利润、工资和地租,即v+m,这就把产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价值c丢掉了;对此,他还采用了一种更通俗的形式,说消费者“最终地”必须把全部产品价值支付给生产者。这就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影响面很广很深的“斯密教条”。尽管说,斯密在研究社会再生产涉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时,又不得不把c偷偷地引了进来;在阐述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时,表露出一些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科学思想,但是,斯密教条却使他陷于理论上的矛盾,终究不能弄清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实现问题。[19]

  5.批判“三种生产要素是三种收入源泉”的萨伊教条。这是萨伊的第二个教条,又称“三位一体公式”,即“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20]。《资本论》指出,在这个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21]可见,萨伊教条直观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关系的拜物教形态,即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内在联系反映成物与物的外部关系,并以这种关系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共同剥削雇佣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萨伊把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种生产要素,说成是社会收入分配中和谐并存的三种源泉。通常所说的“按要素分配论”,就是源自萨伊的第二个教条。《资本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对这个教条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土地是自然物质;资本作为价值体是死劳动,其生产资料形式是物资形态,它们都不可能创造价值,更不会自动创造出地租和利润(或利息);而工人的活劳动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劳动的凝结才形成价值。因此,“三位一体”教条或“按要素分配论”,在理论上把根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东西硬联系起来了;这个教条抽掉了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形式”(即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在政治上则充满剥削阶级的辩护性;“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22]如果相信“按要素分配论”,就永远也不可能消除私有制及其造成的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现象。

  上述五大教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影响十分深广,成为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断照搬的“原则”。这些教条一直沿袭到了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并被某些中国学者错误地搬用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思想指导。因此,《资本论》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五大教条的批判,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节选自《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未完,待续)

  注释:

  [1]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 据《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380页:Vulgär这个形容词的含义为:①粗鲁的、庸俗的、粗野的(人,行为,语言);②不涉及本质的、肤浅的、不科学的。

  [3]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注32)。

  [4]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5]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页。

  [6]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5页。

  [7]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页。

  [8]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页。

  [9]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5页。

  [10]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11]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12] 李嘉图认为,金属货币无论多少,都会停留在商品流通中,完全没有看到货币还具有储藏手段的职能。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629页;《马克思恩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164页。

  [13] 《马克思恩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4页。

  [14]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629页

  [15] 这种观点认为,工人平均工资是这种固定的劳动基金除以工人人口的结果。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3~705页、第809页。

  [16]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2页,注(32);《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427页。

  [17]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18]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3页。

  [19]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0—419页。

  [20]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1页。

  [21]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页。

  [22]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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